新派八字实例100例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在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学术心得。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本次演讲的主题是关于我的业师黄永年先生的著作《唐代史事考释》。在此，我要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的邀请以及各位老师的支持。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海南岛，我深感荣幸能有机会与大家交流。
在历史研究中，考据与释史无疑是核心内容。黄永年先生的《唐代史事考释》便是这一理念的杰出体现。当我第一次接触这部著作时，便被其深入浅出的研究方法和引人入胜的论述所吸引。
关于这部书的内容，无需我过多赘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言，书中各篇文章在时序与内容上相互贯通，自成体系，为我们呈现了一部生动的唐代政治史。而其中的考据方法更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多少读过黄先生著述的人都明白，他特别强调运用考据的方法，通过考辨甄别各种文献记载，厘清扑朔迷离的史事。
在此，我想与大家分享我对考据方法的理解。考据，不仅仅是考证某些具体细节的手段，更是一种深入研究历史的方法。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我们接触历史、解读历史现象时，应该先放下既有的研究范式或解读程序，通过考据，小心求证，确保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
黄永年先生的研究正是如此。他通过严谨的考据，为我们揭示了唐代政治史的生动面貌。他的著作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魅力，更教会我们如何贴近历史、理解历史。
在《唐代史事考释》中，黄先生选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其研究精髓的体现。如《论武德贞观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李绩与山东》等文章，都是对唐初政治的深入研究，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启示。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望而生厌，而是为了让大家贴近历史、了解历史。黄永年先生的研究正是如此，他的著作不仅学术价值高，而且通俗易懂，让人爱不释手。
在此，我也向大家推荐黄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这本书在《唐代史事考释》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政治史具有重要意义。
我要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历史研究的方法与魅力。让我们共同为历史的传承与研究努力！谢谢大家！历史研究是一项挖掘和的工作，考据工作是其坚实的基石。然而考据不仅仅是工具或手段，更是推动历史研究前行的原动力。它在研究中的位置就如同车轮之于车辆，没有坚实的考据工作，历史研究就如同失去方向的车轮，无法前行。
在现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利用特定的范式或先验程序历史现象已成为常态。历史学者们倾向于借鉴西方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研究领域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为例，它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唐代政治史研究领域，两大研究范式关陇山东之争和世族庶族之争曾长时间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焦点。这些范式背后的理论支撑和实证研究相辅相成，构成了对唐代政治史深入理解的基础。在实际研究中，我们不应被这些范式所束缚，而应保持开放的态度，结合新的证据和观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黄永年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在《论武德贞观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一文中，脱离固有的研究轨辙，客观地分析了相关的历史记载。他运用考据的方法，深入研究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揭示了这些斗争的实质。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实证，强调对既有认知的反思和突破。通过详细考证各个派系的核心成员籍贯和家族状况，黄先生得出了全新的认识。这种研究方法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和有说服力。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能忽视考据的重要性。考据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它帮助我们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过于追求高深的理论和过于远离实际的假设往往会导致研究的偏差。只有回到实际的历史证据中，我们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认识。考据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基石，更是推动历史研究前进的动力。只有真正掌握了考据的方法并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学术成就。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能推动我们对历史的深入理解。考据工作应该成为学者们从事历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性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的脉络，历史的真相和背后的深层逻辑。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考据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不断提升我们的考据能力以确保我们的研究更加准确和深入。二、关于考证代表性史事在历史研究中的关键作用以李绩为例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理论，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仅仅依靠统计数据来论证这一理论的存在，可能显得过于简化，缺乏生动性和丰富性。在历史研究中，举述具有代表性的史事，往往能够更生动地揭示历史的内涵。
以李绩为例，这位在唐初政坛上的人物，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阅读《论武德贞观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后，再读《唐代史事考释》中的《李绩与山东》，我们能够感受到黄永年先生如何通过详尽的考证，将这一历史人物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下，揭示其地位和际遇。
黄永年先生通过对李绩一生军事经历的详细考述，表明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关陇集团”在唐代初年已经解体。这一结论对于理解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理论具有重大意义。黄先生的新看法等于改变了陈寅恪先生原有观点的一部分价值，尤其是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部代表性著作中。这样的变动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讨论。
在历史研究中，仅仅依赖面上的考释是不够的，还需要关键性的点，以使论证更加丰满、生动。黄永年先生通过《李绩与山东》一文，详细论述了李绩的军事经历及其在唐朝的地位。李绩的战绩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辉煌，他在许多战役中并未独当一面，甚至在面对一些敌人时遭遇了惨败。这并不影响他在唐朝的地位和重要性。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生动、具体的历史事例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历史。
通过对李绩的详细考证，黄永年先生揭示了历史研究的真实面貌。历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满了变化与复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代表性的史事显得尤为重要。它们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历史，更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的地位和际遇。考证代表性史事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关键作用。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史事，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过程。理解这一问题，需要从唐朝初期的政治背景出发，为何李绩尽管军事才能并不如李靖，却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和推崇。这其中蕴含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深入。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在唐朝建立之初，西魏北周时期的“关陇集团”已经彻底消失。李渊父子在继承这一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积极采纳山东地区的精英人才，李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对此，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概念，在唐代历史时仍具有价值，但在理解李绩的重要性时，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
李绩不仅是一个军事人物，他更是山东地区的代表性人物，家资雄厚，乐善好施，颇得人心。在隋朝末年社会动荡之际，他投身瓦岗军，成为其中的重要人物。当他选择投靠李渊时，被赐姓李氏，这不仅仅是军事才能的体现，更是他作为地方实力人物的声望和影响力的体现。
李渊父子重视并抬高李绩，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山东地区的影响力。通过笼络李绩，李渊父子实际上是在笼络山东地区的人心，以此来更好地控制山东社会。因为关陇地区与山东诸地在经济和文化上存在的巨大差距，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平衡和调和。这也是李渊父子不再偏倚关陇人士，实行惟才是举的重要举措。
李绩的受重视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军事才能，更多的是因为他所代表的地区实力和影响力。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唐朝初期的政治格局有着重要意义。这也反映了古代政治领袖在权力斗争中对“实力”的极力追求，无论是关陇地区还是山东地区，都是他们争取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李绩的地位和分量自然举足轻重。
李绩之所以受到皇帝的重视和推崇，不仅因为他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山东地区代表所具备的影响力和实力。这是唐朝初期政治格局的一种反映，也是李渊父子平衡和调和关陇与山东地区关系的举措。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理解，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唐朝初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这一普遍性观点，黄永年先生在对历史大势进行深入观察后指出，在冷兵器时代，往往是野蛮征服文明，落后湮灭先进。例如历史上的金灭北宋、元灭南宋，以及清兵灭明，都是如此。类似地，周人自关中发兵灭掉殷商，秦人凭借关中的力量吞并六国，北周依托关中消灭北齐，这些事件都凸显了野蛮力量借助凶残嗜杀的野性来摧毁更文明的政权。对此，黄先生引用了业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第二章《关陇集团始末》作为佐证。
黄永年先生在《李绩与山东》一文中进一步了“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的问题。唐朝继承的隋和北周都以长安为都城，以关中地区为核心。关中地区自商周以来，其富庶和文化发展都赶不上山东地区。为了统治全国，必须掌握山东的物资并吸收山东的人才。北周武帝曾并吞山东地区，隋朝则大量吸收山东人参与政权，出现了“朝廷之内多山东人”的现象。
黄永年先生论证“关陇集团”在入隋后开始解体，其地域文化基础是关键因素。唐初的李渊父子继续吸引山东地区的人才，也是基于同样的地域文化背景。对于代表性人物李绩的优待，是为了实现这一人才战略而树立的标杆。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黄永年先生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对史实的清晰考证。他揭示了李绩背后的背景，阐明了这一代表性史事的丰富内涵。他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历史的真相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我们谈到历史考据时，很多学者可能过于依赖新史料而忽视传统史料的价值。真正的历史考据并不只是简单地对比不同史料，而是需要广泛搜集各项相关材料以对比异同，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突破。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说，需要找到与传世基献记载不同的新东西。仅仅依赖新史料并不能完全修正或推翻前辈学者的认识。
历史研究是一种人文学科的学术实践，其研究方法具有个性化特征。每个人对历史考据的理解和方法可能不同，但真正的历史考据方法在选用史料方面是有讲究的。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强调考辨史事要以正史为依归。钱大昕先生也重视正史的价值，他在《廿二史考异》中耗时最久、用力最深。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阅读古人著述和研究历史问题的原始史料都需要有本有末、有主干有枝叶的认识。
偏恃新史料并不是历史考据的正途。真正的历史研究需要综合使用各种史料，包括正史和其他史部著述，进行全面的考据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揭示历史的真相。赵翼与钱大昕强调正史而贬抑稗乘脞说，其深层逻辑在于历史的本源。在他们看来，正史是历史的主干，承载着全面、系统且真实可靠的信息，是传统史学家们共同的认识基石。与之相比，稗乘脞说只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历史研究的视角并非一成不变。现代学者傅斯年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打破了传统史学的局限，努力寻求新的史料，这无疑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促进了考古学和学术领域的发展。这种追求新史料的倾向也有可能将历史学研究引入误区，过分夸大新史料的价值，甚至贬抑传世基本史料的作用。如今，这种潜在的危险倾向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普遍现实。
陈寅恪先生对于这一学术变迁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他的论述中，每一时代的学术都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而利用这些材料去研究问题，则是这一时代学术的主流。陈先生认为，参与这一潮流的学者是预流，反之则是未入流。他的这一观点体现在他的代表性著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这两部书主要依据的是正史等传世史料。
以陈寅恪先生对玄武门之变的剖析为例，这一历史事件在传世史籍中或许没有详细记载，但在敦煌文献《常何墓碑》中却有所体现。这一新史料的发现，为陈寅恪先生揭示了玄武门之变背后的关键要素。这一事件的成功与否，竟然与一个名叫常何的人密切相关，他的归属和职责变动直接影响了秦王李世民的成功。这一新史料的发现，足以补充和解释旧史中的未解之谜。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追求并非仅仅局限于新史料。他更强调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结合新旧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尽管他推崇新史料的价值，但始终认为传世的正史等史料仍是研究的基础。这种平衡的态度，使得他在学术界具有崇高的地位。
业师黄永年先生传授的历史研究之道，更是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课堂授课还是私下言谈，黄先生都深深崇敬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他进入唐史研究领域并投入毕生精力，也是受到陈寅恪先生著述的启发和引领。
在历史学问的路上，黄永年先生被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深深吸引，将其视为学术指引的灯塔。当时，黄先生还未完成高中学业两年，但读了寅恪先生的著作后，他对如何解读历史、如何深入研究有了新的认识。黄先生对寅恪先生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深入到了每一章节，更是对其中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这种研究并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基于对学术问题的真诚思索和对历史真相的追求。
学术研究并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需要扎实的考据能力。黄永年先生在深入阅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时，不仅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更通过自己的考据能力解决了这些问题。这种考据能力，是他通过多年的学习积累而成的。在走入唐史研究领域之前，黄先生就已经开始阅读吕思敏先生的《经子解题》，初步接触学问。后来，他又阅读了《古史辨》，并跟随童书业、顾颉刚两位先生学习，开始尝试研究先秦史问题。这样的经历让他既有了全面的文史研究基础，又深刻认识到考据方法的重要性。
黄永年先生的学术眼光开阔，注重全面扎实的文史研究基础，同时他对考据方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阅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时，他结合相关记载、核实相关记载来思考陈氏论述的合理性。对于一些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他会进行深入的研究，并结合自己的考据能力来验证陈氏的观点。例如关于“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以及玄武门之变等问题，黄先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尽管黄永年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方法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对待史料的态度上，他与陈寅恪先生还是存在一些差异。陈寅恪先生高度推崇所谓“新史料”，而黄永年先生则强调学者治史重在阅读习见之书。对于如何利用传世史籍中的孤本秘籍做学问，黄先生持排斥态度，他更喜欢从习见书中发掘问题。他认为，再利用传统的正史也能做出丰富的学术研究。
尽管黄永年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某些观点提出了订正，甚至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某些差异，但他始终尊重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公开的著述和私下聊天时，他从未提及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对新史料的高度推崇，也没有提及陈寅恪先生在研究玄武门事变时对待《常何墓碑》的根本态度存在的方法论问题。
今天，我们谈论黄永年先生的学术贡献时，他对待《常何墓碑》的态度显示出他在治学方法上与陈寅恪先生的重大差异。黄永年先生指出，玄武门本身并非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那么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当时的禁军屯营就在玄武门外，发动宫廷政变者若能动用禁军，必然就近突入此门。事情的本质其实就在于此。这种独到的见解，体现了黄永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深入思考和独特视角。德勇在西安攻读博士期间，研究的是隋唐东西两京的历史。他了解到，唐长安城中的太极宫，亦即玄武门所在的宫城，处于全城最为低洼之处。玄武门又位于宫城北面地势最低的地方，本没有地利之便。这一地理特征为我们的先师所言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武德九年六月的一个清晨，秦王李世民发动了一场名为“玄武门军事政变”的行动。这场政变并未得到禁军的支持，李世民只是率少数亲信在玄武门内冒险伏击，结果侥幸成功。
黄永年先生通过对大路史料的解读，得出了上述认识。他所依据的，不过是《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常见史书。
近来发现的《常何墓碑》写本，其中提及常何与玄武门之变的关系，文字极为有限。黄永年先生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解读出玄武门事变的深层含义，与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有所不同。
在玄武门之变前，秦王李世民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的争斗中，高祖李渊明显站在了后者一方。李世民的势力明显弱于对方，特别是事变前夕，他的势力更是岌岌可危。黄永年先生称，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实际上是处于困境中的冒险尝试。这意味着事出仓促，未必有周全的计谋，包括控制玄武门的安排。
关于常何的角色，黄永年先生认为他并非北门禁军的主要将领。李世民并不依赖他的内应占据玄武门。当时北门禁军的主要将领敬君弘、吕世衡，在秦王李世民进入玄武门伏击时并未阻拦。这表明常何并不参与玄武门之变的预谋。其实就连陈寅恪先生本人也对敬君弘、吕世衡的立场把握不定。贸然认定常何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内应是不妥当的。
进一步地，禁军卑将常何在政变成功后并未受到升擢，这更是他未参与政变的铁证。黄永年先生依据传世文献论定，预闻玄武门之谋的只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九人，常何并不在列。这些功臣在事变成功后都得到了李世民的封赏，而常何并不在其中，说明他并未参与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黄永年先生通过审视《常何墓碑》等史料，为我们揭示了这一事件的真相。这一实例体现了治学方法上的一个原则：依赖新史料并非历史考据的正途。
感谢大家的聆听。这是我在2021年10月1日的草稿，经过多次修改完善而成。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