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亥辛巳甲子乙亥的八字批注

孟宪钧先生于2016年4月受邀至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和刘心明教授的邀请，在尼山学堂举办了一场关于碑刻拓本鉴定的专题讲座。孟先生不仅是文物出版社资深编辑，更是国内顶尖的碑帖鉴定专家与收藏家，被特聘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石刻拓片组专家及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他对宋元旧拓与枣石遗珍有着深入的研究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此次讲座，对于热爱碑帖鉴定的学者而言，无疑是一次珍贵的学习机会。

孟宪钧先生的学术旅程充满传奇色彩。虽没有高学历，但他凭借自学成才，在文物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经历源于一次偶然的机遇，因一封信的往来，得到了老员胡家聪先生的赏识与推荐，进入了文物出版社。由于没学历，他无法评定职称，为此他选择去北大和复旦进修，补基础知识。现在的碑帖鉴定虽被视为专门学问，但在大学、美术学院等学府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去年，中央美院曾邀请日本学者伊藤滋来讲授相关知识，但仍不系统。北京大学、文献学专业、考古学专业以及图书馆学专业都没有将碑帖鉴定纳入课程体系，仿佛这一学问被边缘化了。但实际上，它如同现代电脑一样，是古人必备的工具，不会此道，难以练字、考科举。

孟先生强调，碑刻拓本鉴定并非孤立存在，它与书法、学术紧密相连。过去的大学问家，如民国以来的老先生们，字都很好，都在这一领域下功夫。他奉劝在座的人要关注这一领域，有条件者应该练练字。

孟先生的讲座将分为两部分：一是碑帖的鉴定，二是个人学习的心得和认识。关于碑帖的定义和分类。碑刻主要包括碑、摩崖、造像、墓志等一切在石头上刻的字。它们主要是实用物，目的是为了纪念某事或某人。但由于名家或书法家的字迹被保留下来，它们便具有了艺术价值。各家对碑的定义不尽相同，分类也有差异。我们将主要研究石刻碑帖这一块。所谓帖，是为了让人习字而刻在石头或木板上的书法作品。从唐末到宋，以《淳化阁帖》为代表逐渐兴起。这些帖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名家的字迹。由于晋朝人的话十分简略与现代话差异大，许多传世最早的墨迹如《平复帖》很难解读。启功先生是这一领域的天才，他年轻时便对《雍睦堂法书》进行释读。

孟先生的演讲生动而深刻，不仅为我们传授了专业知识，更与我们分享了其丰富的阅历与感悟。对于我们这些热爱传统文化、尤其是热爱碑帖鉴定的人来说，这是一场不可多得的精神盛宴。智者的启示：我的学习之旅与碑帖鉴定的缘分

我曾坦言，我没有高学历，但我很幸运，我的幸运在于我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学习方法。追溯至八十年代初，我就开始了对启功先生的拜访。一开始，这位大师并未给予我太多关注，那时的我，只是个年轻人，带着满腔热情去请教，却常常遭到忽视。其实，我在七十年代就已萌生拜访他的念头，只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我那时就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启功先生，尽管他父亲曾是先生的学生，但他建议我在未得到启功先生的明确邀请之前不要贸然拜访。

我曾与故宫书法家刘炳森交流甚欢。他告诉我他的书法之路和他对书法的热爱。在我首次拜访刘炳森的那天晚上，他的一个学生来访，试图传达一个信息刘炳森并不希望我直接向他学习。尽管遭遇这样的阻碍，我并没有放弃对书法的追求。事实上，我只是众多寻求知识的后辈中的一员。那时，我已经开始自学写字，同时也开始购买书籍。在九十年代初，我甚至为自己创建了一个名为“小残卷斋”的书斋。启功先生知道后，为我题写了匾额。

与启功先生的交往让我受益匪浅。他不仅是位书法家，更是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对碑帖鉴定有着深入的研究。对我来说，他的教诲如同明灯指引着我前行。他不仅教我如何鉴定碑帖的真伪和时代，更传授了我对文字演变的理解和对碑刻历史的熟知。碑刻的立碑时间、出土时间或发现时间等都是极其重要的信息点。这需要我不断积累知识、深入了解每一块碑刻的背景和历史。

我曾亲眼见证启功先生为我题跋的场景，那是我们交流过程中的一个珍贵瞬间。后来的一次拜访中，他更是赠送我一本珍贵的《智永千字文》明拓本并为我题签。这让我深感敬佩和感激。他的行为让我看到了老一辈学者的风范和胸怀。他们不仅学识渊博，更有着对后辈无私的提携和关爱。这让我深感惭愧，因为我深知自己无法与老一辈学者相提并论。但我始终秉持着他们的精神，努力传承他们的学问和胸怀。

如今我常与年轻人分享我的经历。我会告诉他们我不仅比不上老一辈的学问，更比不上他们的胸怀。对于碑帖鉴定这一领域的知识和资源，我始终秉持着一种分享的态度。就像古人会将他们珍藏的碑刻分享给适合的人一样，我也希望将我所知道的知识和资源分享给需要的年轻人。当然我也深知自己对碑帖鉴定的理解仍然有限但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和分享希望能为这一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

对于文字演变的理解和对各个时代书体的熟悉是碑帖鉴定的基础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大量的资料查阅和对历史的深入了解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草书、楷书和行书每一个时代的文字演变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故事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和了解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辨别真假碑刻了解它们的出土或发现时间以及背后的历史故事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碑帖鉴定。关于碑帖拓本的收藏与鉴定，这是一项充满历史底蕴与学问的艺术。每当提及这个话题，总会让人联想到那些隐藏在世间的珍宝，如同《神策军碑》的半本藏身国家图书馆，贾似道曾收藏过，全球仅此一件，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提及收藏碑帖拓本的单位，国家图书馆无疑是最具权威的一座宝库。馆内藏品丰富，像《神策军碑》、《大智禅师碑》等孤本皆汇聚于此。国家博物馆亦收藏众多精品。上海图书馆因顾廷龙先生、潘景郑先生的贡献，注重碑帖的采访与收藏。而国图之赵万里先生，版本学之巨擘，其《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上海博物馆、故宫、浙博、南京等地也都有珍贵的碑帖藏品。

在鉴定碑帖拓本时，除了注重原刻与翻刻之别外，还需对墨色、纸张进行细致观察。不同时代的纸张有其独特特征，如宋朝的麻纸、明朝的棉纸以及清代的多样纸张。地域差异也会导致纸张的不同。比如前天所见唐人的写经刻经，其纸张帘纹宽大而质朴，显示出了早期的纸张特点。

对于有志于研究碑帖鉴定的人来说，深入实践并广泛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张彦生先生的《善本碑帖录》与方若著、王壮弘补的《增补校碑随笔》是此领域的经典之作。仲威先生所出的一系列书籍也是极佳的参考资料。真正的鉴定技术并非单靠书本知识就能掌握，大量的实践经验才是关键。正如我此前给杜老师的那本书《纸润墨香话古籍》，其中所讲述的全是实战经验和个人的藏书经历。

在此，我想提及毛春翔先生的《古书版本常谈》。虽然赵万里先生对其评价不高，但毛先生的书针对性强，实为初学者之良友。正如我个人的书，虽自知其份量，但亦属于“寸有所长”，希望能给各位提供一些参考。

碑帖鉴定的任务既矛盾又统一，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与总结。要看这碑是原刻还是翻刻，同时注重墨色、纸张的观察。在鉴定过程中，我们也要不断学习和吸收前人的经验，同时也要结合自身的实践，不断和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一传统文化。关于陕西的纸张艺术，特别是像汉中十三品这样的皮纸，其品质究竟如何评定呢？淡墨的拓本往往被视为上品。因为在拓摩崖的早期，因为技术难度和地势的挑战，工匠们需要在山崖上搭建架子进行拓制，这时的拓本多以淡墨为主。最近国图的一次展览中展出的《石门颂》整纸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声称是乾隆拓本，但实际上应该是光绪时期的作品。这个摩崖部分有一个“高”字，因原石此处为洼地，初拓本并未完全拓出下半部分的“口”，保留了淡墨的特点。而后来的拓本则把这个字完整地拓出来，使用了浓墨。

对于收藏家来说，对于藏品的热爱和投入是一种深深的情感。就像对于《董美人墓志》的热爱，那种感情甚至超越了个人的上下班时间。购买这样的藏品，即使花费巨大，也心甘情愿。这种经历既有苦涩也有甜蜜，因为这些东西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寄托。对于收藏品的深入了解和鉴赏，并不仅仅是靠购买来实现的，看也能明白。就如张彦生的收藏之路，罗振玉则是一个既做学问又搞收藏的典范。

在鉴赏字纸时，除了关注纸张和墨色，考据字也是重要的一环。以方药雨为例，《校碑随笔》就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籍。通过抓关键碑的关键字，如《张猛龙碑》的“冬温夏”，可以迅速判断其年代。而对于碑帖的附加文化值，装潢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好的装潢如同好马配好鞍，能够提升碑帖的格调。题跋、钤印盖章等都能为我们提供关于碑帖的年代和背景的重要信息。

谈到周叔先生和赵元方先生等大藏书家，他们喜欢在书的角落盖上自己的印章。这种做法意味着即使后人想研究这些书籍，也不会受到他们印章的影响。有些不太了解藏书文化的人，却选择街头刻制的橡皮图章，随意盖上印章，这种做法就像“佛头着粪”，破坏了书籍的原始韵味。我收藏的碑帖和书籍一直未敢随意盖章，因为我知道印章的安置会直接影响这些文物的传承。

说到碑帖研究，主要有三大路径。以鉴赏派为例，翁方纲便是此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集子《复初斋文集》、《诗集》内容丰富，尽管因《化度寺碑》的误判受到批评，但他仍是当时的学术泰斗，参与了《四库全书》金石类的编纂。考据派则以钱大昕为代表，他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是我们所敬仰的。当代此领域的研究虽少，但仍有人利用出土石刻或墓志材料进行研究。收集资料派则以王兰泉的《金石萃编》为代表，他搜集前代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碑帖资源。我目前正在学习翁方纲的鉴赏方法，并最近购买了一部《复初斋诗集》，其中有关泰山刻石的诗为我增添了新的视角。

从鉴藏角度看，宋代和清代是金石学的高峰时期，同时也是词学的高峰。清末四大词人郑文焯、王鹏运、况周颐、朱孝臧，不仅词做得好，也懂金石，且玩得精通。我也收藏了一些词集，如纳兰的《饮水诗词集》，这是非常稀见的本子。至于碑帖的收藏原则，我重视汉魏碑帖，轻视唐宋碑帖，因为唐碑太多，我更重视早拓本，因为存世少、存字多、史料价值高。我也重视有帮手的碑帖，如名家补的碑额或观款。最后就是重视品相，如装潢精美的本子。像朱翼先生就是近代藏碑帖的大家，他的东西后来捐给了故宫，质量特别高。著录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的《姜遐断碑》和《曹全碑》都在重要著作中有过记载。碑拓鉴定需要长期积累知识，包括文字演变、书体演变、名碑名作等。同时还需要认识纸墨、考据字等。这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与众多藏书爱好者交流时，我发现即使是一些颇有声望的藏书家，面对篆字印章时也会遭遇尴尬。那些古老的印章，有时并不规范，笔画随意增减，甚至采用自造的篆字。对于清朝的印章，尚可依据一定的规矩进行辨识，但到了明朝和宋朝，篆字的规范性就大打折扣了。这时，识别印章往往需要一番猜测。了解藏家的生平也是鉴赏藏品的重要一环。这些背景知识，有的深藏于书籍之中，有的则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轻松查知。

像北京的于莲客、陶北溟以及南方的秦更年、吴定等人，虽不为大众熟知，但在收藏界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收藏品往往令人惊叹。在鉴别古董时，题跋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不仅为作品增添了艺术气息，更是考证研究的重要依据。影印本也是收藏界的重要参考，因为大多数爱好者难以获得拓本，而影印本则是根据优质底本印刷的。我初入此行时，启功先生便为我指点迷津，传授影印本的鉴别之道。

几十年来，我积累了丰富的碑帖鉴定经验。这十个字概括了鉴定的核心任务：真伪、早晚、多少、好坏、贵贱。如今高科技伪造手段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而拓本的早晚也令人难以判断，就连一些专家也对此存在争议。比如《杨淮表》中的“黄”字，就引发了一场争论。文献和实物的结合至关重要。品相的好坏、书体的优劣也是评判藏品的重要依据。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学习经历。做任何事、做学问都需要几个关键条件。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天分和潜力，明确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我曾有幸聆听李学勤先生的教诲，他在甲骨文、金文领域有着非凡的造诣。他的聪明才智令人敬佩。学习做学问的过程就如同自我、追寻根源的旅程：“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这些心得，愿与广大爱好者共勉。李先生的理解力、洞察力及分析力均属上乘，令人钦佩。回想1980年，我得以进入文物出版社，虽因学历问题未能评职称，但文物局与复旦合办的干部进修班为我等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当时编辑部主任的推荐信虽简洁，只有三句“此人爱买书，爱读书，知识不系统”，但得益于这三句评价，我有幸被录取。进入进修班后，我深知自己的不足，开始恶补知识，每天跑北大聆听李伯谦、严文明、高明等先生的授课。我深感幸运能遇到这些良师，并感叹诸位在杜老师门下的幸运，有这样一个优秀的领路人为你们指明方向。

我曾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时，因自以为是而未能考上理想的大学。虽然当时报了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生而未果，但后来有幸私下向裘先生请教，并旁听了李学勤先生的课程。我还结识了王世民、陈公柔等先生。其中，陈公柔先生的学问令我折服。他的学问造诣深厚，虽因历史问题而受贬谪，但其学问并未受影响。我曾有幸请他审阅稿件，他的严谨态度让我印象深刻。

我有幸与众多大师交流学习，如启功、朱家等。朱家先生曾以“猪跑学问”来形容自己的学术风格，意指虽未深入但广泛涉猎。启功先生也曾以幽默的方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也反映出大师们的谦逊与随和。

与李零先生的交流也是我受益匪浅。他作为北京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的研究生，不仅学问深厚，而且自信。看到他的成就，我感慨良多，于是写下了一首顺口溜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一直相信，正确的道路和学习方法是成功的关键。特别是在学习书法和学术领域，只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下的功夫越大，成就才会越大。我曾向大家分享过自己的遗憾幼时无良师指引。但我也深知，天分和学识并非遗传，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方向。对于学习书法和学术的人来说，遵循自然的、适合人的生理的法则才是正确的道路。正如启功先生所说，有的人为了追求狂怪而扭曲自己是不正确的。寿命也是无法决定的因素之一。因此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回望一生我都在追赶古人、追赶前贤的脚步从未停歇但始终未能超越他们只能尽力而为不断向他们学习吸取知识和经验在追求中不断前行尽管时光荏苒人生苦短年近古稀一事无成但我依然心向往之尽量努力追赶着朝着心中的目标前进着不断与古人对话学习古人的题跋书籍碑帖批校努力追赶着那遥不可及的足迹。我那天有幸读到方广先生的文章，深感其学问渊博，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都令人钦佩。我与方先生虽熟，但每次交流都如沐春风，收获颇丰。

方先生对于敦煌卷子的研究，见解独到，只看一点便能洞察其全貌。他和杜老师，以及我们这些建筑风水师一起参与评审工作，交流起来总能给人新的启示。在此之中，我始终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不断汲取前辈们的智慧。

在我的求知道路上，我不仅追随方先生等前贤的脚步，也向时贤学习，甚至从后辈中汲取新知。他们的故事和成就时常让我惊叹。就像归老师讲的挖井故事，我选择了我的研究方向，就像那个笨人，守着一个地方挖，最终见到了水。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专心致志和持之以恒的重要性。

方先生提到的“顺缘”与“逆缘”，让我深受启发。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以及那些阻碍过我的人，都是对我的一种锻炼和成长。就像启功先生的故事所说，他历经坎坷，最终得以成长，他的对联“玉我于成，出先生意料外；报君以德，在后死不言中”道出了这个道理。

我的经历中也有很多幸运的时刻。例如参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这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还参与过翁氏藏书、元官藏等珍贵文物的鉴定工作。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珍视自己的职业和使命。

最直接的一次经历是在2007年，我与施先生、杨先生以及程有庆一同前往上海。在那次旅程中，我们观摩了珍贵的碑帖，也见证了文化的传承。有一天，一位施先生的故旧，一个新加坡的老太太，带来了一部《永乐大典》要卖给国图。尽管我深知《永乐大典》的珍贵和稀少，但我仍然感叹这位旧知识分子家的收藏之丰富。

我的故事和经历还有很多，但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故事能让你感受到我的学习之路和成长之路的坎坷与幸运。后来，我抵达了一家宾馆，一位老太太早已在那里等候。她打开包袱，展示了一件民国年间傅增湘影印的《永乐大典》。我惊叹不已，问道：“你看，这样的《永乐大典》还能找到吗？”她微笑回答：“别急，还有一本呢。”当我打开第二本时，确认无疑，这就是真正的《永乐大典》。我确信无疑地表示，这件文物绝对真实。随后，程有庆致电图书馆，查询此卷是否匹配，竟然如此巧合，恰好缺此中间一卷。

这位神秘的收藏家，原来是上海的银行家，人们尊称他为“上海小开”。他拥有的藏书极为珍贵，却不愿卖给上海图书馆，因文革时期的一些纠葛，他选择将这批藏书卖给国家图书馆，并请求一套房产作为交换。虽然后续谈判的细节我未参与，但我却见证了发现、起草报告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充满曲折，如同“潜伏”一般，需要严格保密，因为上海图书馆是我们的“地主”，我们必须谨慎行事。最终，我们以七百万的价格成功购得此卷，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

我与嘉德拍卖的拓晓堂熟识，事后告诉他此事，他惊叹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能够将它拍卖到两千万。”当时有规定，在国家未定价之前，我们都不能透露。谈判数轮后，终于达成交易。这是一个入藏会议上的荣耀时刻。

除此之外，我还见证了过云楼藏书的发现。特别是宋版《锦绣万花谷》，四十册完整无损。这是2005年的交易，而在2012年，凤凰集团购得了此藏书并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我还参与了讨论《礼部韵略》的会议。据说江西出土了一部宋版古籍，可能是从古墓中发现的。李致中先生等人前去考察后确认了这个消息。

前年的一次重大发现令我至今难以忘怀《佛说弥勒上生经》。这部经典刻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咸通九年《金刚经》。我们国家的专家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购买此书。最终国家成功购得此书后，文化部与文物局的领导还亲自与我们见面。我深感荣幸能参与此事。有人戏称我和杨成凯先生这些非专业人士为“票友”，但我们为国家做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今天在这里分享碑帖鉴定的要点以及我的学习经历，希望大家不吝批评指教。感谢大家！文字稿由北京大学张鸿鸣博士整理并略有修改自杜泽逊先生主编《国学茶座》第16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